穿越机视角看大石峡水库大坝

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必须在中国全社会演化的大背景之下，共同演化。

[60]在这一点上，英国议会的议员法案制度值得参考。总之，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是制定立法规划的正当主体。

[12]其结果是，当立法规划所载立法项目的起草工作完成后，提案不过是履行一道立法手续。[48]如前所述，立法规划对从各方面涌入立法机关的立法建议进行筛选，自主决定其未来将考虑或不考虑哪些立法建议，并自主安排有关立法建议的先后次序。除此之外的立法项目，则留待将来考虑。  [12]参见易有禄：《各国议会立法程序比较》，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32页。  [23]参见蒋劲松：《英国的立法规划》，《人大工作通讯》1996年第2期。

概括言之，制定立法规划首先是在众多的立法建议中进行筛选，确定哪些将得到立法机关的认真考虑。  [14]［美］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第2版），丁煌、方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4页。这说明在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目标的背景之下，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宪法的作用是收缩的。

李少文：《地方立法权扩张的合宪性与宪法发展》，《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63-73页。[27]由此一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亦有一些变化，那就是并非由其产生的行使权力的国家机构皆有报告工作的义务。所谓结构性控制，是指宪法预设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自由)空间，同时宪法的控制力受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反向影响。所以，改革推动者在最大限度上发现并运用宪法上可能的弹性空间，主要通过政治过程为改革设定目标和内容，据此建立新的国家机构和制度。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输入的民主和法治元素是决定其正当性的主要依据，它也是判断重大改革是否于法有据的关键。一个观察视角是，在20世纪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时，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成绩斐然，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被强调得较多。

合署办公既是人员、机构的合体，也是权责的合体，它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国家机构和党的机构原则性分开的局面。确保改革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是改革成功的基本条件，也是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这一党的执政思想的题中之意。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直接针对宪法保留事项，它受到宪法的结构性控制。马岭：《政体变化与宪法修改：监察委员会入宪之讨论》，《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第96-110页。

政治体制改革容易造成合宪性争议，改革过程中的宪法收缩消解宪法的权威性，这也提醒乃至启发我们重视维护宪法权威。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宪法的地位和效力影响乃至决定着我们对一国政治秩序状态的整体判断。宪法保留原则在德国法上有所展现，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则进一步予以阐释，当然，宪法保留原则也存在不同的概念界定。改革中的宪法收缩并非是好与坏的简单判断，它只是表明宪法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处于不活跃的状态。

四、宪法收缩及其界限 (一)改革中的宪法收缩现象 对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宪法的结构性控制是否有效是一个难题，所以还要评估结构性控制的程度。其中，留置措施的法律属性以及受到何种程度的法律限制，至今依然争议不断，成为合宪性反思的一大难题。

它体现在监察制度设计的如下两个问题之中： 第一，监察制度如何体现形式法治原则？反腐败工作以效率和成果作为评价标准，即快速查清案件事实，[17]但它要有法律依据并经过法定程序。参见郭文涛：《监察委员会监察人大代表的理解与论证》，《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80-88页。

尽管这种形式并不新鲜，[21]但其深入程度依然引人注目。[5]张千帆：《作为元宪法的社会契约》，《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4期，第161-179页。【期刊名称】《当代法学》【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3 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一直以来，由党的纪律检查部门承担反腐败主要任务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包括法律依据不够充分以及一个关键性问题——双规措施的合法性。对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宪法收缩需要客观评判，适度收缩对于革新和重塑宪法秩序具有积极意义，但过度收缩亦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但毕竟政治体制改革本身就是政治活动参与者的意志和利益作用于理想、规范以及现实的过程，它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结构，所以宪法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并不是单向发挥作用的。

笔者认为监察体制改革此种设计的本意并非是要给党与政的关系一个明确说法，但它客观上强化了党的全面领导，这是改革的政治目标之一。三省市先行试点，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后运用于全国各省市的试点。

改革推动者亦没有采用只修改《行政监察法》的方案。[3]张峰振：《论宪法保留》，《政法论坛》2018年第4期，第35页。

第一，改革能够更有力地、更深入地反腐败。所以，不断强调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仍是改革深化过程中的重要任务。

由此产生的宪法争议指向了改革理据、改革过程以及制度安排等。(二)改革中的价值冲突与妥协 制度设计应当是立宪价值约束下的选择。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就是针对宪法保留事项动手术，它要直接调整宪法条款，其意义就在于塑造新的宪法秩序。另一方面，改革推动者将宪法秩序作为改革对象时，必然是以强大的民主机制为基础。

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两次授权试点决定，意图当然是为改革提供依据。这种控制体现了宪法工程学的价值——宪法是工程师的宪法，也是政治家的宪法。

[38]换句话说，正是新政时期的宪法离场，政治性变革才最终落实，而美国才有了今天的政治秩序。(二)政治体制改革的特殊逻辑 宪法保留事项的变革意味着宪法秩序的调整，它容易产生合宪性争议。

因此，如何判断宪法收缩的界限——或者说宪法控制的基本任务，就是问题的关键。应当说，守住以上三条底线是宪法控制功能的要件，也是宪法收缩的边界。

收缩的停止线在哪里？哪些内容可以收缩，哪些不可以？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引入维护底线的宪法的理念，那就是宪法收缩并不是无底线的，宪法对改革的支持同样是有高线的。实际上，这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中已经有所体现。焦洪昌、叶远涛：《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修宪保障》，《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10-16页。[34]这在制度上也会有所反映。

宪法收缩有其边界，这就是宪法控制所维护的底线，既包括成文宪法的权威性，也包括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立宪价值，以及宪法确立的民主形式。这表明了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积极意义。

罗文斯坦区分语义宪法、名义宪法和规范宪法，既是说明宪法的类型，也是说明政治的实然，并由此确定宪法秩序的类型状态，统治类型不能单纯通过宪法规定的制度和技术来鉴别。宪法保留借鉴了法律保留的理论，表达的正是有些内容为宪法所独享——实际上是限制议会立法乃至修宪的权力，而它发挥作用的领域之一正是控制重大的国家制度变革。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现加强党的领导这一政治目标仍然是首位的。结论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场快速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值得我们深入总结其特征和规律。